汉字“棒”是生殖崇拜

天笑蓝

那赞别人“棒！棒！棒！”是什么意思？

    “食”在中国语言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那么“色”，即“性”呢？在人之欲望上，饮食、男女，从来是相提并论的。何况对人的心理而言，性比食有着更大的刺激力和神秘性。性的快感比食更剧烈，性欲驱策的行动也比食更疯狂。食欲是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性欲的功能则是种的繁衍、香火之不断，因而后者在初民的眼中必是神秘而令其敬畏的。性在人类和民族的语言中必然打上或明或暗的种种痕迹。咒词中性的使用是无人不知的。不过我们以为，那些貌似中性、文雅的用语中的性的痕迹或许更可说明性的烙印无所不在。

    且从一场小争论说起。

    文学家王蒙在其杂文“再话语词”（《读书》，1990，9）中考证起一些北京土话的语源。他说：“棒，疑来自法语的bon。50年前， 我小时候，人们最喜说‘真棒’、‘倍儿棒’之类”。（其实今天这些俗语也仍然流行）。

    不久，王蒙的这番考究引来了石鹏飞的别具眼光的议论（“我说棒”，《读书》，1990，12）：

    王蒙先生提出了研究“棒”字词源的一个角度。不过，我以为， “棒”字之有“好”意，恐怕乃生殖崇拜之遗。

    “棒”即“棍”。“棍者”，男根也。故俗称无妻之男为“光棍”。“棒”亦是男根。譬如印度上古文献《百道梵书》就称男根为“酥油金刚杵”。杵，棒也。《说文》段注引《多辞》： “断木为杵”，可证。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中，有一匪首叫“许大马棒”，不知与此有否关系，有心人可以考证。

    “棒”既为男根，故其越雄强则丈夫气越重，丈夫气越重自然越好。这样，“棒”字便引申为“顶呱呱”，其中道理不难明白。

    带有性色彩的词或字渐渐“雅驯”起来，例子甚多，除“棒” 字之外，时下常有见诸报端的。

    未几，石氏的议论便遭戎椿年君的反击：石鹏飞以为“棒”字恐怕“乃生殖崇拜之遗”，提出了辞源问题，讲的是语言科学。科学就要有证据。试问，说“棒即棍， 棍者，男根也”有何证据？曲波小说中的“许大马棒”是土匪头的诨名，非男根也。

    我们对于吃不透的字词勤查辞书也许有些好处。《广韵》、《说文》、《广雅释器》，以及通常使用的字（词）典注释，合而观之， 其义甚明，词之源起，亦无涉于男根。

    ……引用弗洛伊徳学说，更须慎重。（《也说棒》，《读书》，1991，5）

    我们以为石鹏飞的观点是一种颇富启发性的假说，但也还只是假说。它在逻辑上远不周密，为什么“棒”一定是男根呢？棍与“许大马棒”都不能帮助解释棒与男根的关系，因为棍与大马棒本身是否意为男根尚有待论证。

    以笔者对东北文化（《林海雪原》之背景）不足道的一点积累（笔者曾在东北生活8年），倒可为这一假说提供一点佐证。东北俗话中有“马子”这样一个贬义的称呼，指暗娼或不正经的女子。笔者长期不解为什么要称之为“马子”。一次与一位“老关东”闲聊天问及其根源，才知“马子”指“任人骑”，因此成了此类角色的称呼。可见“马子”是相当粗鲁直率的借喻，这倒正与东北俗文化的基调合拍。“马子”既是这种含义，“大马棒”意为男根在逻辑上便畅通无阻了。

    但是，语源学寻找的是“事实真理”，推理并不等于事实。况且即使“马棒”真的指男根，从“马棒”向“棒”的推论，还缺乏证据。

    尽管我们还不认为这种假说已经成立，但更不能赞同戎氏的发难。如果说石君还未能证实这一假说，那么戎氏也不能证伪这一假说。“许大马棒”当然是土匪诨名，但文化的复杂性就在其意蕴。如果辞书可以解释一切俗语以至雅语的出处，一部语源学可以收场了。不错，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不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绝不失为认识人性，特别是认识远古人思维的一种卓见。而远古文化的最大遗迹，与其说在残存的庙宇和出土的文化中，不如说在语言中。只是因为演变、传讹和时间的封尘，性对语言的很多直接的造就，已令今人难辨初衷了。“棒”与“男根”的关系尚非定论，只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但古代性崇拜在语言和文化中打下的痕迹却是不容置疑的。越是深入考究就越是发现，这些痕迹是如此深广，尽管其间的关系已经模糊。

    祖先崇拜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祖”字使人感到的是至长、至尊。但常人岂能想到，在古人造字时“祖”曾经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郭沫若最先考证出甲骨文中的祖（且）是男性生殖器的形象。（郭沫若，1931：10）另一种意见认为“祖”字不是源于“且”，而是“俎”，不是男根。何新则根据上海博物馆中所藏甲骨文中的祖字“ ”，指出：“此字形实绝像人揖拜于‘且’——即阳具之形。”（何新，1986：132）

    无独有偶。腓尼基人称男具为“亚色”，而他们对上帝的称呼是同一发音。埃及的太阳神也呈阳具形状。（卡纳，1988；魏勒，1988）
    除了语言，性崇拜在人类的造型艺术上也打下了深深的印记。饶有趣味的是同语言一样，有些痕迹也在变形与弱化中模糊难辨，只有专家指出后，人们才豁然醒悟。

    西方城市史研究的著名学者芒福德（L. Mumford)说：（远古时代）日常活动都围绕着两大问题：食和性；一个是生命的维继，另一个是生命的繁衍。直到进入有历史记载的时代之后，村庄的仪典形式上还供奉着巨大的阴茎和阴户造型。其后，这类造象转化为纪念性形式流传给城市，不仅见诸方尖碑、纪念柱、宝塔、穹顶厅堂这类隐晦形式，还表现为一些完全祼露的形式。（芒福德，1989：9）

    据希腊作家琉善记载：叙利亚有所庄严的庙宇，庙中有两具伟岸绝伦的生殖器造型。上面刻有这样的字句：“巴克科斯（即酒神狄俄尼索斯）挺举伟器，崇敬他的岳母朱诺（罗马神后，大神朱庇特之妻）。”两具造型高约170英尺。传说这是巴比仑皇后茜美兰为供奉其母设立。

    宗教学者杜罗尔认为，后世的塔、哥特式建筑都是受了这两具造型的影响发展起来的。印度的塔、中国的华表、印第安的图腾柱无一不是男具的象征。（卡纳，1988）

    魏勒说：石柱均是男根的象征。

    从这些象征男根的石柱中产生了现在的墓碑，除了直立的石头或纪念碑外，它们不再是男性生殖器的形状。我们的各种形状和尺寸的塔和尖顶，全都无意识地保留了男性生殖器和石柱的直立形式。圣路易斯的圣维森教堂的塔，最初是相当真实的男性生殖器的形态。但在1896年的飓风摧毁了过去的尖顶之后， 新的尖顶不再能显示出原有尖顶最初的动机。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没有男性生殖器形状的石柱和塔。（魏勒，1988）

    从上述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祖”、“亚色”（腓尼基人的上帝）、纪念碑、塔、哥特建筑这些庄严的字眼与造型，这些在常人中与性绝缘的事物，竟然都是性崇拜的产物和性器官的象征。但是为什么今天在街头巷尾我们可以听到人们在咒骂中毫无顾忌地直指某种性器官，在冠冕堂皇的场合却对之退避三舍，而“祖”、碑、塔这些曾经是性崇拜的象征物竟全然不见了昔日的痕迹？

    上述圣路易斯的圣维森教堂之塔的变故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它说明近代的人们在自觉地改造和遮掩往日直率的性崇拜。而这种企图和举动又说明了自近代起人类在审美和性观念上发生了划时代的变迁。

    当代最富创见的思想家米歇尔